在供应链竞争背景下，其特征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本文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供应链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其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的供应商（客户）集中度不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了“资源挤占”效应，而非“资源协同”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内部激励可以削弱（强化）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外部压力仅加剧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不利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供应商集中度不利于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财务资源较强的企业，客户集中度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议价能力较低和财务资源较弱的企业，而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对议价能力较强和吸收能力较强企业的绿色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从供应链特征视角贡献于绿色创新相关研究，也为企业如何合理选择供应链关系提供了一些参考。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形态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作模式，给企业创新带来颠覆式变革，并对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提出新的挑战。然而，当前的研究缺乏对人工智能如何参与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入探讨。本文聚焦创新生态系统相关理论，基于华为鸿蒙系统的探索式案例分析，剖析人工智能参与下的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及构建过程。研究发现：（1）AI作为创新主体扮演着赋能者、支持者、联结者和驱动者的多重身份，AI参与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呈现出人类与AI双元创新主体共存的特征；（2）AI作为创新技术推动了创新主体间的多层次、全方位交互，促使创新生态系统呈现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特点。（3）AI与其参与下的创新生态系统共演共生，在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的不同阶段，创新机制呈现出专家主导—伙伴联合—协同共享的演进路径。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并发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为企业构建新形势下的创新生态系统，从而增强创新活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指引。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是企业突破发展瓶颈、跨越成长障碍的核心策略，更是企业内部价值深度挖掘与外部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的关键驱动力，对企业市场价值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鲜有研究明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基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本研究以2011—2020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经验证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和内部资本获利能力的有效途径影响企业市场价值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效果更大，研发风险较低与技术活跃性较高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效果更明显。本研究从实证角度肯定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积极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微观层面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后果，在实践层面对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活动提升市场价值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社会资本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网络稳定运行的基础，是产业协同创新绩效提升的关键。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1985—2022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申请专利数据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网络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联结模式在成长期和成熟期，对协同创新网络合作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呈现上升趋势。（2）知识基础深度同质性在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对协同创新网络合作关系具有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3）制度环境相似性对协同创新网络关系的积极影响表现出倒“U”型趋势，组织结构相似性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合作经验相似性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最后，从加快组建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优化创新主体知识结构；稳定创新主体合作关系等方面给出相应的管理启示。研究结果拓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在协同创新网络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网络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关键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中国2003—2011年和2014—2021年A股上市企业年度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比分析了国有股权审慎监管和灵活监管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股权监管改革后，更灵活的监管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加明显。作用机制在于更灵活的监管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改善董事会治理、降低代理成本、提升财务冗余，从而发挥创新激励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更灵活的监管对技术领先、非管制性行业的国企以及央企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更灵活的监管还显著促进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最终提高了企业价值、盈利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国有股权监管放管服改革的制度红利提供了微观证据，也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创新联合体作为新型举国体制微观化成果，成为我国应对科技创新发展形势、构建融通创新体系和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基于创新联合体多主体参与模型，考虑在中央政府考核监管和公共研究组织知识创造作用下的产业链领军企业、产业链配套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求解不同情况下的演化稳定策略组合，利用李雅普诺夫第一法则分析了演化策略组合的稳定性，并运用Matlab 2022b对博弈主体在不同参量变化下的策略选择进行了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链领军企业是影响创新联合体组建的关键内驱力，对于产业链领军企业而言，不主导创新时的招致损失和协同创新成本是影响其演化博弈结果的关键因素；（2）产业链配套企业作为创新联合体体系化创新力量，对地方政府补贴敏感度高于产业链领军企业，当产业链领军企业主导创新和地方政府补贴的概率越高，产业链配套企业越倾向加入创新联合体；（3）地方政府的支持是创新联合体前期组建的基础引领动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资金倾斜力度会对地方政府演化稳定策略产生显著积极影响。最后，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提供精细化政策保障，增强产业链领军企业主导创新能力；实施针对性补贴支持，激发产业链配套企业内生创新动力；搭建融通合作平台，增强产业链创新活力。通过将创新联合体的关键参与主体及其相应功能定位和主体策略选择演化过程作为研究主线，进一步丰富了组建创新联合体的理论研究，系统聚焦创新联合体微观主体的策略，为创新联合体的稳定运行提供实践启示。

    政府政策是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要素，探究政府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政策效应，是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激励与抑制政策纳入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统一研究框架，剖析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整体与异质性影响机制。构建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收集我国2010—2021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激励、抑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数据，测度并比较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效应大小，发现：（1）从整体上看，相对于抑制政策，激励政策效应更大。激励政策中组合政策效应最大、研发补贴次之。（2）从生命周期看，成长期以激励政策效应为主，抑制政策为辅；激励政策中组合政策效应更大、研发补贴次之。成熟期以抑制政策效应为主，激励政策为辅；激励政策中研发补贴效应最大。衰退期以激励政策效应为主，抑制政策为辅。（3）从产权性质看，国有企业以抑制政策效应为主，激励政策为辅；激励政策中税收优惠效应最大。非国有企业以激励政策效应为主，抑制政策为辅；激励政策中组合政策效应最大、研发补贴次之。本文探索了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对政府精准施策促进企业降污增效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创业导向具有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的特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以2015—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及调节模型探究了创业导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创业导向战略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2）高管权力和高管团队平均任期均正向调节了创业导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教育背景异质性对这一效应起到削弱作用；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创业导向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3）创业导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具有差异性，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层面的前因研究及内在机理，对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经济系统提供了指导和参考依据。

    随着家族企业进入代际传承高峰期，如何实现家族传承与创新并行推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鉴于企业创新决策是一个受到多层面因素共同驱动的复杂过程，本文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家族驱动创新的理论框架，从家族自主权、家族资源能力和家族意愿三个层面探索代际传承背景下继任者特质与其继任情境（创一代特征与企业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协同影响机制。对131家已实现二代继任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产生高创新投入的路径共6组，可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为职业经理人助力二代实现企业创新的职业辅佐型，第二种为创一代长期谋划推动创新的培养帮扶型，第三种为创一代与继任二代合作突破绩效困境的合作破局型，第四种为二代丰富履历促进创新的二代主导型。其中，“未雨绸缪”式的培养帮扶型传承还有利于创新产出，二代主导型传承则同时有利于创新产出与效率。研究进一步发展家族驱动创新框架应用情境，丰富了家族企业创新研究的方法基础，对家族企业顺利完成代际传承、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节能环保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然而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发挥资源补偿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对选择不同创新类型有何影响？目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以《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节能环保产业政策会在非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上诱发“资源补偿效应”，但企业总是以策略性非绿色创新来回应政府扶持，从而引致了对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2）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尚未提升公众的环境关心水平；研发投入是产业政策引发策略性非绿色创新效应的关键传导因素。（3）小规模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更明显地受到政策干预而进行创新活动，但是实质性创新和绿色创新的动力不强。本文对推动节能环保产业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组织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意义在于推动企业的持续创新，而如何引导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组织情境下企业家精神主题相关的30篇案例研究成果，借助质性元分析的方法探讨企业家精神演化路径以及涌现现象。研究发现：（1）企业家精神的涌现是关系秩序引导的自组织过程。关系秩序由心智结构、信任和权力三要素构成，它推动了企业家团队的集体协作，并通过相变过程涌现出企业家行为，而企业家行为又反馈于关系秩序。（2）本研究还注意到企业家精神的涌现活动规律，包括企业家精神涌现的复杂性前提、关系秩序演化的复杂性路径，以及团队成员交互的复杂性过程。研究发现一方面挖掘了关系秩序在其自组织路径上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系统概论了企业家精神的涌现活动规律，为引导组织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涌现提供了理论思考和实践指导。

    战略性知识披露是企业参与开放式价值创造的重要渠道，但其与产品创新绩效的关系尚未明晰。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探索了战略性知识披露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及边界，利用213家中国汽车制造企业的经验数据，构建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战略知识披露能够提升产品创新绩效。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战略性知识披露可通过增强关系互惠性、释放合作信号和扩充公共知识池等渠道驱动产品创新。调节作用检验发现，知识模块化能力、知识回收能力以及二者的协同均能正向调节战略性知识披露与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且从作用差异看，知识模块化能力的调节作用最强。本文从外部知识获取的角度扩充了战略性知识披露推动产品创新的机制研究，为企业如何利用动态能力赋能开放式产品创新提供参考。

    信息约束是专利局错误授权的主要根源，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现有技术信息可能有助于缓解专利局面临的信息约束困境。为厘清专利申请人披露现有技术信息的行为机理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从前景理论出发提出了相关假设，以近50万件专利申请为样本，运用线性Tobit回归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了检验，并对相关影响因素开展了重要性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专利申请的前景及前景判断过程影响申请人披露现有技术信息的倾向，其中，价值前景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高价值专利的申请人表现出了更高的披露倾向；（2）前景判断能力不同的申请人类型和前景判断难易程度不同的申请所属技术领域是次要影响因素，非企业类和来源于离散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人表现出了更高的披露倾向；（3）提高专利申请人现有技术信息披露义务的强制性程度，虽然提高了披露倾向，但并没有激励出更真实的披露。本研究揭示了专利申请人披露现有技术信息的行为规律，为政策制定者完善相关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撑。

   人才是激发经济创新活力的关键生产要素，民营企业能否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人才吸引力，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过程中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本文选取2008—2019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OLS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民营企业高层次人才配置的提升作用与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参与混改的国有股东为央企或其距离政府的金字塔控制链较短时，这种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提升路径为降低民营企业冗员、提高薪酬激励水平与加快企业发展进程。截面分析发现，国有股东参股主要优化了无国企历史背景、企业历史较短的民营企业高层次人才配置，并促进了欠发达地区以及非资本性资源依赖型民营企业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最后，国有股东参股通过促进高层次人才配置强化了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研究结果证明了国有股东参股对民营企业具有人力资源支持效应，优化高层次人才配置是解释民营企业混改创新效应的重要理论路径，为实现民营经济获取人才竞争中性的发展环境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改革参考。

   单项冠军是制造业细分领域的全球领先者，专利国际化对单项冠军拓展海外市场、抵御专利风险至关重要；单项冠军培育行动是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评价培育行动对专利国际化的影响将为政策优化提供决策依据。为排除其他因素对培育行动评价的干扰，选择实验组和对照组构建准自然实验，汇集梳理样本企业的专利国际化数据，开展培育行动实施效果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培育行动引导单项冠军重视专利国际化，对国际专利申请产生显著促进作用，但未能显著促进国际专利申请进入国家阶段，国际专利申请平均进入国家数呈现下降趋势；单项冠军的专利国际化质量还不高，尚未充分利用PCT体系优势布局国际专利，有必要以平均进入国家数跟踪评价单项冠军的专利国际化。因此，建议优化培育行动复核机制，将专利国际化列为资格复核的重要指标，鞭策单项冠军提升专利国际化质量，利用培育行动的政策支持，加快完善国际专利布局，以提升抵御海外市场专利风险的专利实力。

   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强化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保障，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基于因素分解框架，纳入能源结构因素，系统性地提出碳排放权交易驱动二氧化碳减排的理论机制。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看作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5—2017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碳交易试点的治理效果与减排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运用工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的治理效果经由产业结构转型、能源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三条路径实现，并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粉尘等污染物产生了协同减排效应；异质性检验显示，碳排放权交易对环境执法严格、创新能力突出、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以及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治理效果和减排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及经验证据，而且为全国统一碳市场建立运行之后的制度体系完善与配套政策优化提供有益思路。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减税降费的大背景下，探讨社保缴费负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阶段性降低社保缴费负担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保缴费负担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和无形资产占比，促进了企业创新；（2）机制分析表明，社保缴费负担下降的收入效应比较显著，而替代效应十分微弱，从整体上看社保缴费负担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3）异质性分析表明，与低费率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小企业相比，社保缴费负担下降显著促进了高费率地区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小企业的创新；（4）通过比较2016和2019年的降费改革政策实施效果发现，2019年的降费幅度更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本文识别出了社保缴费负担变化与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及机制，有助于政府进一步优化社保降费改革政策与促进企业创新。

   促进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创业创新实践，是实现其自身价值和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探究了从军经历对个人创业选择的影响及退役军人创业行为动因。研究表明：（1）从军经历显著增加了退役军人创业的概率，且从军经历对创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外部动因表明，不论是主动创业还是被动创业，从军经历均会促进退役军人进行创业，但主动性的增加能够进一步提高退役军人创业的可能性；（3）内在动因表明，胜任能力对退役军人的创业选择不产生显著影响，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会抑制退役军人选择创业；（4）家庭动因表明，相较于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家庭的情感支持更能增加退役军人创业的概率。本研究拓宽了从军经历的研究范畴，丰富了退役军人创业动因的相关研究，为社会和家庭支持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实践启示。